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谈毅: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时代使命与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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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最宏大、最精彩的故事。中国人怎么想、怎么做,中国向何处发展、未来前景怎么样,都体现在中国人民追逐梦想、实现梦想的故事之中。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在加深,中国道路愈来愈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这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可能会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钱钟书先生也曾经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这样说来,研究是不是就是“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为真理而求取真理”?那我们做研究的价值该如何体现呢?是在高等级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还是拿到了多少国家级的科研项目?还是说做研究真的只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吗?

对学者而言,与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学术应当是一种事业追求。没有为学术而学术的一种追求,学术就会受到很多的干扰。然而,如果学术脱离了实践,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尤其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于我们的实践不在于人造的实验室,而在于活生生的社会现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对社会没有认识和了解,缺乏实际经验,虽然可能拥有相当多的书本知识,读过许多中国的书本和外国的书本,但是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了解治国的艰辛,不了解人民群众的实际要求,因而对书本的东西缺少鉴别力,唯“东教官”、“西教官”、“古教官”是从,建言立论往往与实际相去甚远。想想看,如果一门知识或一门学问不能为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有所贡献,知识的意义不能为多数人所认知和理解,我们所追求的知识又有何用呢?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知识分子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让知识更科学、让人类更理智、让社会更和谐。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文明成果,但是,学习借鉴不等于简单的拿来主义。如果我们依旧对西方学术抱有盲目崇拜心理,忽视我国的实际现状和自身传统,不仅折射出对自身学术水平的不自信,更易陷入“追赶者陷阱”。扎根在中国大地上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西方理论和学说的目的,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不能一味照搬西方的各种理论和技术,更不能搞“全盘西化”和“全面移植”,而应是在学习西方各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技术的同时,探索其内在的历史的演进逻辑,并立足于其所处现实和传统中,发现立论依据和逻辑起点,总结出属于中国的理论体系,这才是中国学者对世界文明最大的贡献。

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是要耐得住寂寞,做学问是需要诚心诚意一丝不苟来对待的,甚至要在荒僻的江野,老旧的房屋中进行。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不应该有经国济世的情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要注重自身的立场,处理好科学性与政治性的关系。如果我们单方面承认和主张淡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那这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愿望,就只能意味着妥协、放弃和服从。

培根说“知识的合法性在于功用”。学术立功、立德、立言之功效自古到今仍不失色,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能一味仿效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心境,而要更主动地走进社会实践,将我们的知识和研究心得贡献于社会,造福于社会。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而我们的“义”之所在就是必须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两为”方向,用专业的眼光和学术的视角,通过通俗而又入理的语言进行公民化表达,能用清晰的理论思维、独到的研究视角和精辟的学术话语分析社会已有的或预测即将出现的公共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既需要高尚者寂寞而又孤独的探索,更需要“勇于实践”的勇气。如果我们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2014年,一个叫赤崎勇物理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回想1981年在半导体国际学会上,当他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时候,整个会场没有产生任何反响,甚至没有一个人有兴趣就该研究成果向赤崎勇发出提问。这位如今的诺贝尔奖得主这样描述了自己当年的落寞:“我孤身一人,在荒野前行。”我想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们都应该有在踏上学术这条“孤高之路”的准备,只不过在我们路上,我们并不孤单,因为为国为民的理想鼓舞着我们相伴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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